美国学者Charles O.Hucker曾对东林运动做过这样的评价：“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，代表传统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斗争的一个典型，他们是一支重整的，但不是一个的士大夫团体。”（83）东林学派有自己的学术标准，是当时中心和社会的代表。黄羲说：“言国本者谓之东林，争科场者谓之东林，攻逆阉者谓之东林，以至言夺情、奸相、讨贼，凡一议之正，一人之不随流俗者，无不概谓之东林。”（84）晚明之东林，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典范，其言行具有示范作用，不止于场合，也扩及社会层面，成为一般效仿的对象。在这样的日常话语中，不具有官员身份的热血士人亦不自觉卷入其中，凡是与东林相友善者均视为东林。学者林丽月指出：“对绝大多数的东林士大夫来说，上的共识与教育下的共同应是促成彼等结为朋党更根本的原因”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，东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朋党“无原则性”的特点，而是“一个内涵相对稳定而外延复杂的概念，其相对稳定的内涵即是相似的。”（85）东林士人交友论学，品评人物，是否志同道合是重要标准。缪希雍以布衣身份，虽然不在庙堂，却有医国的。在上与东林士人同，故被东林士人引为同道。

　　在晚明讲究礼尚往来、应和酬答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下，由相互宣示、标榜形成的人际关系的网络，进而可能更为广泛左右社会的价值取向、品味偏好。在怀抱、忧国忧民的东林士人看来，缪不仅是最好的医疗顾问，也是性情相投的“海内奇士”。对于缪希雍的肯定，当不只是医术，还有其怀抱的医国之志。在缪的身上，他们甚至看到良医良相合于一体。东林高攀龙的赞誉，又并强化了缪希雍高义良医的形象，进一步使医者盛名远播，这也是医者为何主动积极结交东林士人的原因。晚明江南民间风气之盛，学者的臧丕，地方的风气，医者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体认，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影响。

　　天启五年(1625)三月，缪希雍为所撰《神农本草经疏》补写“题词”时，特意自称为海虞遗民。此去经年，憨山远放南粤，紫柏殒身狱中，高攀龙已逝，环顾四周，只剩下“海虞遗民”。这样的自称，颇有些放逐、心灰意冷的意味。两年后，缪希雍逝于金坛寓所，于润甫、冯梦祯、史鹤亭等友人经纪其后事，暂厝于阳羡山中。钱谦益曾写诗悼念，“金坛于润甫酿五加皮酒，为南酒之冠。润甫与缪仲醇友善，仲醇善别酒酿法，盖得之仲醇。今年润甫酿成损饷，而仲醇亡矣!赋四十二韵奉谢，并悼仲醇”（86）。逝世后六年，其遗稿《本草单方》刊行，钱谦益特撰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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