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从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后,先是参加两年“四清”,接着便是所谓的十年“”和干部下放劳动。除了和这一代同小异的经历外,作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的学人说来,原来盼望祖国尽快强盛、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情结受到莫大的。在“四清”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过程中,亲身体验到新中国成立十五六年后,许多农民依然过着缺吃少穿清贫日子的情形;城市也好不到哪儿去,直至70年代每人每月只供应几两油、肉、蛋,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等日用工业品都要凭票供应,在饥饿、温饱、小康、富裕和最富裕几个发展阶段中,处在由饥饿向温饱过渡阶段。由此不能不对当时的人民以及整个国家的计划经济产生疑问:为什市场经济国家忧虑的是生产过程,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则被经济短缺所困扰?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0年,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,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期望跌到了失望的边缘。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,实事求是思想线的恢复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立,给我的感觉真的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科学发展的春天来到了!于是即刻投身到理论战线的中去,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。开头发表《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》等几篇多年蓄积于胸的经济学方面的论文,但是最大的情结还是当年马寅初新人口论时投下的阴影,于是奋然拿起笔来撰写并发表“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”等几篇文章,从此同人口研究结下不解之缘。
经济学与人口学有着某种近亲血缘关系,但是毕竟属于不同学科,“隔行如隔山”的道理提示我:从经济学转到人口研究必须补上人口学这一课。机会来了,1982年5月美国东中心邀请我到那里作高级访问学者,我则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,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当今主要的人口学论著,并且结识了前往那里访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A?柯尔、大学的G?S?贝克尔和F?豪泽、布朗大学的S?哥德斯坦、伦敦大学的布拉斯、日本大学的黑田俊夫、国立大学的考德维尔等名家,学习他们之所长,受益匪浅。1983年6月回国后,即转到人口研究中心,将主要研究方向锁定在人口学以及人口经济学、老年人口学领域,一发不可地接续做了下来。
回顾30年来主要研究的方面和走过的子,按照时间和逻辑顺序,大致的情况是: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,研究的重点是经济、人口理论的。阐发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、论按需生产等热点问题;力主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,“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”,提出并论证了我国人口问题属人口生产力,即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,为控制人口增长提供理论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