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，我们不能关在自己的书房中胡思乱想，异想天开地创造什么大理论，要什么理论，要建立什么全新的自言自语的理论范式。我们应该鼓励在人类社会经济思想演变的整个中，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演进而进行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思考，进行理论创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“边际”（marginally）推进的。
问：30年代出现了很多大的争论，包括凯恩斯、哈耶克间的争论。其实经济学的发展好多时候是靠争论。您怎么经济学界的争论？最早是林毅夫和杨小凯的争论，前段时间有林毅夫和张维迎之市场派和派的争论，他们的争论是不是对经济学发展非常有意义？
答：这两个层面的争论我都部分参与和亲闻目睹的。杨小凯与林毅夫的争论，我2002年左右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对他们二人的观点进行了讨教。但是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，我是比较偏向认为杨小凯的理论对的更多一些。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争论，我在现场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我在私下多次跟林毅夫教授说，也跟张维迎教授一直说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人，一定要向凯恩斯和哈耶克学习：在理论上如果观点和观念不同，要当仁不让地进行商榷，绝不含糊。但学术观点的争论，不应影响我们个人的私人友谊。
你看当年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，是多么激烈！他们两个的互相商榷和，说话都非常尖锐，甚至到了互相和挖苦的程度。但是他们两位的私下友谊，还是相当好的。我们一定要以这些先贤的高风亮节为楷模。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知识背景，会导致不同的学术判断或者不同的理论观点，但是绝不能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意见和理论争论，就变成了见面不说话或见面就眼红的仇敌。
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表明，正是因为理论争论，包括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争论，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，才有经济学理论的进步与发展。我在撰写《重读哈耶克》那本小时曾发现，没有哈耶克对凯恩斯的，没有对他的商榷和刺激，凯恩斯可能永远写不出《通论》。《通论》之所以写出来，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哈耶克的要占一半的功劳。我这里是说，通过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Economica上对凯恩斯理论的长篇的激烈和尖锐的商榷，逼着凯恩斯要理清他自己的思想，去写出《通论》。
前些年我在复旦教过《通论》，并没有读出凯恩斯在整部《通论》中都在或明或暗地与哈耶克与米塞斯商榷、总以他们的为“假想敌”这一点。最近几年通过反复研读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的几本经济学著作和凯恩斯的“货币三论”（《货币论》《货币论》《通论》），反复琢磨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，我才发现了这一点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可以说有发明专利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，可能还没人读出这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