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攀龙的这段描述饶有趣味，荐不是以医的身份，而是以奇士的形象，将缪希雍推荐给他。缪氏之所以声名远播，在于其重义轻利的层面。士林对于医者的推崇，首先是“道”的层面，其次才是“技”的层面。高攀龙在亲眼看见缪的高明医术前，早已“闻君高义”。医者的扬名与士的提拔密不可分，这在吴中风气尤盛（71）。

　　高攀龙于万历十七年(1589)中进士，授行人。因耿直被贬，又逢亲丧家居，三十年不被起用。在此期间，他与顾宪成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。落职归田后，虽然“可以诵诗读书，养心缮性”，但“不能无疾病之苦、儿女之忧”。结识缪希雍后，既敬其高义，又有名医做“家庭医生”，保全家安康。高攀龙子得病，久治不愈，一家人时，幸得缪希雍相救，高攀龙感佩不已。缪希雍的《先醒斋医学广笔记》中也详细记载了为高攀龙的家人、仆人、邻居等医治的医案。缪希雍手到病除，谈吐不凡，成为高府的座上宾。高攀龙的友人很多东林人士，也开始找缪希雍治病，很多东林都把缪希雍当作兄长对待，“天生仲淳为吾辈也!”在缪的著作里，医案中也特意强调其为东林士疗疾患。

　　缪希雍除了给东林人士诊病，还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与其探讨思想等问题。在与高攀龙初见时，高氏就记载，“与仲淳酒间谈说古今事，绝不及医，仲淳无所不妙解，而后益信长孺言，知仲淳果天下奇士也”，“吾尝语仲淳以中庸之理，仲淳心洞然，如鼓应桴、谷应响”（72）。缪虽因行医与士林人士建立交谊，但其内心却始终抱有经世的情怀，对政事时情都有主动的关注。行医之外，见识广阔，对朝野动态都有了解。两人“讽议朝政，裁量人物”，缪还时有妙解。交游对谈之中，常常发表。并且此种对话“绝不及医”，显然缪希雍是希望以士的身份加以对话，而这也暗含高攀龙虽推崇缪希雍，但缪希雍实际仍然难脱离医者的身份。

　　高攀龙在致缪仲淳的书信中说，“长安中如丈识见者绝不可得，如丈者岂非遗贤乎？甚矣，科目之不能尽人才也。近言有起废太滥一疏，群小见诸贤尽出，明年内计可虑，故戈矛潜动。弟谓此等，彼正恃口舌可尼君子作用，君子但置之不闻。当做便做，阳气盛，自消。若与口角，即堕其计中；若畏其口，亦堕其计中。诸公颇以为然，一切高阁起矣”（73）。缪氏的回信难以找到，但高攀龙作为东林，愿意与缪讨论政事，烦恼，显然是对他极为信任的。万历四十一年(1613)，高攀龙延武进钱一本东林，钱一本为东林翘楚，缪希雍还试图半夜造访钱氏，“叩门声甚厉”（74）。

　　钱谦益称：“神末，士大夫奋臂钩党……当诸公结交之日，缪仲淳以布衣称长兄。”（75）“公(贺学仁)与常州沈伯和、长兴丁长孺、金坛于中甫、吾里缪仲淳为友，以节概意气相期许，余晚出，亦参与焉。公遂以弟畜余，不以年家辈行也。长孺、中甫时人以为，公与周旋患难，不少引避。仲淳布衣韦带，伯和老于公车，公以长兄事之，肩随却立，老而不衰。”（76）缪希雍以布衣韦带的身份与东林士人坐而论道，以志相投，对目以的荐、于玉立亦不加以引避。反而引以为豪。“东林六君子”之一的杨涟亦与缪希雍相善，杨涟以友相称。杨涟曾在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(1609-1611)任常熟县令，向缪希雍咨询，于是缪希雍举荐外甥婿毛清（77），族人缪堂弟起龙也曾被杨涟聘为义师（78）。杨涟于天启四年(1624)上疏劾魏忠贤，次年魏忠贤开始对已经罢官回家的杨涟和缪昌期等痛下杀手。杨涟被诬投狱，缪昌期亦，高攀龙赴水自溺而亡，钱谦益因思即位才得以幸存（79）。《东林点将录》108人，高攀龙为“如云龙”、杨涟为“大刀”、左光斗为“豹子头”、缪昌期为“智多星”（80）。至清编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在介绍《东林点将录》时，简括此书时，特意提及缪希雍曾列为“神医安道全”。同乡文士也普遍认可缪希雍与东林士人相善，《金坛县志》载，缪希雍由常熟迁金坛，与东林诸先达相友善（81）。邑人王应奎在《柳南随笔》中说：“缪仲淳，布衣也。而东林诸公与订交，皆以兄事之。”（82）这也成了日后医者缪希雍被推崇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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